2023-02-06 14:51:47 4赞 访问量:2410
编者按
本文为毕飞宇工作室第24期小说沙龙讨论纪实。本期沙龙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操办,张清华、李樯、张莉、张晓琴、乔叶、弋舟、翟文铖、张高峰、武茳虹、谭复、张静雅等作家、批评家、博士生围绕焦典的短篇小说《神农的女儿们》(刊发时改名《填海的女人》),从文学想象、叙事逻辑、小说语言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和点评。作者在现场听完讨论,就大家的点评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对作品进行修改。现将现场实录与修改后的小说一并刊发。
李樯:感谢各位老师对本次活动的支持。活动的缘起是著名作家毕飞宇老师在兴化举办的小说研讨的实体项目。从今年起,毕飞宇工作室联合《青春》杂志社共同举办。毕飞宇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20多期活动。每期活动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家和评论家,针对一篇作品进行盲评,是开放式的互动,对作品进行特别有针对性的修改建议,提供一种鞭辟入里的批评思考。沙龙的目的更主要的是能让我们的青年作者,了解自己作品可能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通过各位老师的发言,修改自己的作品,观念上也有提升,以此为出发点来持续性地推动当代青年创作者的创作水准。《青春》杂志的所有栏目,都是面向大学生开放的,我们的签约作家项目,每一期也会在全国招募签约十位大学生。今天这场活动,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鼎力支持,也希望大家在讨论中畅所欲言。
张清华: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青春》杂志共同来主办这个作品研讨会。我也代表莫言老师向参加我们本次工作坊的专家学者及博士生表示感谢。《青春》杂志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是一颗明亮的星星,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青春》杂志就是年轻人争相阅读的一个很重要的刊物。《青春》杂志和毕飞宇工作室合作,我觉得他们把重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培养青年人上,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自2013年挂牌成立,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老师为主任,凝聚了著名作家余华、苏童,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西川老师,同时还吸引了十余位重量级的驻校作家,为持续性地培养文学创作人才,推动文学教育,积累了一些经验。
国际写作中心也有若干个工作坊,其中包括“名师写作指导工作坊”,分析在校学生的文学作品,进行针对性的修改指导,以此推动青年学生的写作能力和素养,同样也是当下高校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高兴和《青春》杂志、毕飞宇工作室合作共同举办本次小说沙龙,因为说到底,培养人的工作、培养学生的工作、培养青年创作者的工作,都是一项高尚的工作。我对参与活动的各位作家、学者和同学,表示特别的感谢和敬意,希望我们今后一起合作,可以持续性地推进青年一代的文学创作,谢谢大家!
乔叶:《神农的女儿们》的突出优点是语言很好,我在读第一段时就蛮惊喜的,没有一句废话,节奏感、韵律感、张力感都很在线。非常简洁干净,同时又有弹性,可见作者的天赋和才华。再就是对于风土人情的书写带来的美妙的陌生感,如写到打野鸡,主人公“我”问那个人怎么打野鸡,那个人就教她说拿尖尖的树枝走到屋子后面,想要吃什么你就念什么,还有把树枝插在泥地里,怎么样安安静静地等,这些情节很迷人。作者的想象力也很奇崛,如结尾的时候在山的海中坐木舟航行,很有魅力。
问题当然也有,比如题目太大了。大题目当然有大空间,却也容易空旷,容易大而无当。怎么把握这个“当”的分寸很微妙。比如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虽然也是大题目,主语却是“夜晚”,是一个时间指向,就有一种虚幻的美感。“女儿们”却是一个实体,题目指向这样一个实体时就容易成问题。另外,在文本中实践想象力也有一种风险。想象力如同飞机,你可以飞得很高,前提是要有合适的机场安全降落。这个小说里,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在让读者信服的逻辑合理性上,可能做得还不太够。比如小说是写一个女民警独自去找失踪人口,这在实践操作上是否允许。警察的工作机制我不太知道,不过这种常识性问题我会疑惑,即使是基层派出所,允许一个女警独自进山办案是不是有些悬?是不是至少得两人去办案还是怎么样。我会对这种问题警惕。
还有里面的女性故事,我不清楚作者有着怎样的素材积累,虽然在大方向上能感知到深切的情义,但读起来还是觉得夹生,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对素材消化得还不太够。我们容易被素材触动,但素材毕竟是素材,被吞食下去后还是需要再做足够的转化酝酿,使其充分生根发芽,再以另外的面貌生长呈现。这个小说里的夹生成分还是有些明显,不过没关系,作者还很年轻,一切都有可能。
弋舟:不知道作者是何方神圣,但大致可以判断出这是位云南同行写的。吸引我的首先是语言。以第一段为例,它是没有主语的,叙述者把自己隐去,我们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通篇读下来,“人的脚就是刀子,要找准山的开口一鼓作气地切下去”,这样的好句子俯拾皆是。但是,文章里的确又存在硌眼睛的句子:“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云云。作者的用心乔叶体谅到了:想有点小戏谑,让文风更活泼一些。然而过度了,就会显得油滑令人生厌。
对这篇小说我有个基本的判断:弱故事,强意象,强语言,强氛围。这样的小说显得特别高级,正是我们心目中那种所谓的“纯文学”。整体上些微存在着现实逻辑的破绽。小说充满了巫术般的气韵,迷离惝恍,但警察这个角色的介入,难免让人产生对于现实逻辑的要求,因为这个职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现实感。怎么解决呢?老调重弹,又是屡试不爽的卡夫卡。《城堡》《审判》,都出现了强现实的法务角色,但是对于卡夫卡我们却不会纠缠现实的逻辑。这篇小说是不是也可以弱化“英姿飒爽的女警”,以“法务工作者”这个更为抽象的身份来阐释?“法务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个意象,蕴含着我们对于法学伦理的思辨。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定义主人公,这篇小说的文学性会更强。
篇名的确不尽如人意。不如从文本中提炼一个篇名:《和她一起填海》。和她一起填海,就是女性对女性的呼应与声援。这个万字出头的短篇,做千字左右的处理完成度就很高了。我会对这样的作品多多少少心生嫉妒,因为我写不了。这种小说对作者的现实经验要求特别高,云贵高原山地的风物不是凭书本知识就可以获得的。这种特点鲜明的小说也会有风险,因为容易惊艳,不免就会给写作者带来路径依赖。所以,我给这位同行的建议是:要有另辟蹊径的自觉,有意训练自己的另外一套笔墨。
翟文铖:我读到这个作品的时候,首先联想的是马原、洪峰他们,这个作品应该受到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
这个故事采用了“寻找模式”,“我”去寻找失踪人口,在山中分别遇到三四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几个故事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因果链条。小说的结构也是非常具有先锋性的,因为每个故事之间没有什么因果逻辑。这同《拉萨河女神》的结构方式有类似之处,故事像串在一起的糖葫芦一样。
作品的故事情节和意义指向是不确定的。瘦老头和填海的女人,他们之间似乎是父女关系,但是作者把这种关系模糊化处理,这种关系又不确定。山中的那对夫妻,关系也令人费解,读者分不清这两个人谁更强势。男人在这个家里好像说了不算,来人想买家里的一点枇杷,他要等女人回来做决定;这段婚姻是女人娶了男人,倒插门,而不是男人娶女人;平时的生活是女主外男主内——这些事都说明女人在家庭中是强势的;但是,女性又似乎很传统,似乎是贤妻良母型,熬夜给家人做衣服;她马上就要从这个家中消失,是主动离家出走,还是被男人驱逐?一旦“我”要帮助寻回离家的女人,男人拒绝了,他说镇上女人很多,自己已经找好了一个新的女人,带回家替代她就行了——这些事似乎都说明男人处于强势地位。一个故事中出现相悖叙述,整个故事的意义就变得不确定了。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道具,使得作品中的故事保持着整体感。比方说“吃洋芋”,这个洋芋不是随便吃的,洋芋联系着地域特征,联系着个人经历,连接着现实场景,让人物之间发生关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吃洋芋”这么一个事情,作品开始的情节几乎无法串联。使用道具是现实主义作品惯用的手法。
作者的语言很有创作力,“远譬喻”随处可见,很有创造性。我的建议是,作者应该创造出自己的“小说语言”,而不是全用诗的语言写小说。
张高峰:这是一篇结实而颇具奇思的作品,看似轻盈实则负载着一个很重的关于生存的主题,关于差异性“他者”的话题,叙事的动力是在行动的演进中展开,超越了文学事件本身的存在。
首先小说的题目《神农的女儿们》,作者可能有意将叙事寓言化,寓于神话隐喻的巨大文化投射的观照下,从而加深拓宽叙述的内在意味和精神空间。这关联到“精卫填海”,以上古神话为原型隐喻,展开另一番景象的思考存在的变形记。这是精神深层的隐秘联结,从而将关于生存和生命的终极思考,具体化形象化,叙述由实入虚,带入地域文化的呈现之中。
从题材选取上,《神农的女儿们》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呈现出云南独特的生存情态。小说叙述的一切都在心灵行过有痕,形成强烈的振荡,成为一场灵魂的跃迁,它伴随着人的行走山的行走,人的相遇山的相遇,正是在相遇之中,完成了一场心灵事件的叙述。正如小林康夫《作为事件的文学——时间错置的结构》所说,“存在正是通过相遇而成为事件。而文学,恰是这无数相遇的事件的发生之场”。
小说《神农的女儿们》作为心灵事件的叙述,由“我”的叙述视点展开,可以更为细腻地进入人物生命意识流动与变化的内部。关于同质化时代的文学书写的可能性的思考,关于语言关于倾听,也是关于人性欲望的种种。德籍哲学家韩炳哲认为,消费主义时代是一个“他者的消失”的时代,也不妨将这篇小说视为关于倾听“他者”存在的有意尝试之作,它用抗辩性的目光与声音,来反观生存世界,让人们看到始终存在着另一番“他者”的生命景象。
武茳虹:我来简单谈一下阅读这篇小说的感受。首先,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语言很有个人风格,不仅富有诗意,而且有种民歌风味。语言有种内在的张力和生动感,比如“东家猫跳墙,西家偷窥狂”这样的句子,韵律感很强。还有一些比喻也很有特点,作者写到山其实是海底的褶皱,富有想象力。其次,我注意到作者很多地方没有用主语,小说开篇第一段即是如此。这种处理方式调动了读者的注意力,同时有种减弱虚构感的作用,让当下发生的动态感变得很强,叙述人的口吻显得更为亲近。例如小说的很多动作描写没有主语,但读来一气呵成,读者也可以轻易地分清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的把握能力比较强。最后,我想说这篇小说营造了一种非常富有云南地方风情的氛围,包括一些近乎巫术的描写,让小说显得别具魅力。这也和作者对儿童视角的运用有关,小说中的“我”虽然是一个成年的女民警,但读起来却更像是一个孩子穿过大山去寻找失踪的老姐姐。所以“我”的感受中天然地带有孩童的天真、羞怯和恐惧。在小说里不是人作为旁观者去俯视自然或者歌咏自然,而是人融入自然之中,万物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对话的。野草会骂“我”是瞎眼的两脚动物,而“我”会向杉树问路,树枝会吹口哨,可以感受到主人公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味自然和世界,让小说别具况味。
张静雅:断裂、错位与弥合,是小说的三个关键词。以状似平静的笔调叙述,呈现常见却未必有效的对话,勾勒表层文化与里层文化间的对冲,让颇具抗解性的问题浮现:如何弥合差异?
文字戏法遮掩,断裂仍清晰可辨。普通话、方言与英语的混搭有象征性。说普通话的“我”回乡,与说方言的当地人颇有隔阂,唯有谈及共说方言时才生亲近。嵌套的小故事中,女厂长饱受坎坷后学习英语,也有改换身份的意涵。语言的断裂中蕴藏力量,它试图抵抗小说中的身份断裂——成绩最好的人得不到大展拳脚的机会,它与身份屏障同构,却也意味着通过后天学习跨越壁垒的可能。
或许,其中蕴藏更深层的断裂:表层文化与里层文化,可能共时、共地并存,但彼此颇有差异,甚至会在特定情况下对冲。警察到深山查案,现代法治国家灵敏的神经末梢关怀到哪怕穷乡僻壤,是会在宣传片中出现的显性文化;而酿成案件也阻挠查案的里层文化往往被秘而不宣,却树大根深,甚至是悲剧的根源。
小说拼贴颇具断裂感的质素,展演日常对话中的错位、幽默,却无法抵消悲苦。“我”总用官方话语回答民众质朴的语言,仿佛有效,实则鸡同鸭讲。以“警溜子”为代表的中间介质,在表层文化体系内仍受制于里层文化,当二者有裂隙时,仍会择其一,往往无法阻遏悲剧甚至罪恶。
有效的弥合方式仍需探索。标题化用精卫填海的传说,申明探索的决心,在文中具现为“我”翻山越岭的求索。所谓所有答案早已写在题面。略有可惜的是,小说中有很多散落的思绪未能展开,需要读者参与补充。标题其实蕴藏更多可能性。或许,小说可以成为更大体量作品的序章?
谭复:首先我想从标题入手,“神农的女儿们”指涉的是一群从家庭出走、离开男权社会的女人。从开篇“被气跑的外婆”到“寻找车床的女副厂长”再到“在山里遭受家暴的女人”,直到最后出现的富有寓言性质的女人,她划着木兰做的船,孜孜不倦地填海,让女人可以在这随时会被溺死的海上不被倾覆。这部小说的闪光之处就在于此,它颠倒了我们处在看客视角所理解的“家庭和睦”和“法制正义”,构想了一个想象的女性共同体,那些“失踪”的女人在以逃离的方式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自救。
但是,这部小说还存在一个漏洞,就是被忽视的“我”。“我”在文本中更多发挥着叙事功能,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外来者,与山里自成一套的生活逻辑构成鲜明的对比。而“我”作为人物自身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观照,“我”不仅仅是代表着国家正义进行执法的警察,还是一个面临着职场压力希望证明自我的女性。当“我”认同“神农的女儿们”在想象中自我满足,回到日常生活的“我”又该如何自救呢?是选择躺平,也去逃离现代社会的一整套评价机制和生存法则吗?
最后是给作者的两个建议。这部小说的割裂实际上在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之间,叙述者诗性的声音和作为人物的“我”所带有的北京话式的“贫”显得并不协调。比起直接删去,倒不如给“我”增添一个曾经在北京求学的背景,这样人物的语言就天然地有了合法性,也更能符合叙述者的“归去来”视角。标题也可以考虑改为“山海”,一来能呼应小说结尾处木兰作舟、以山为海的浪漫场景,二来也构成了对主题的隐喻,移山填海的她们所做的正是去填平女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暗礁。
张莉:首先,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拽住了我,它十分有趣,生动跳跃,同时内部存在着违和。但我恰恰觉得“语言的违和”本身,就是这个小说的调性,它并不完全属于那种日常化、地方性的写作,叙述语言中不那么抒情、诗意的笔调,有着文本所能荡开、抵达更远的东西。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来讨论这部小说,就基于它的文学性。
其次,这部小说显然是一个关于女性命运思考的作品,但是它跟我们熟悉的女性写作很不一样,并不是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女性所遭受的伤害,没有哭号,也没有宣泄,而是非常隐秘地写下了那些伤害。她用另外一种写作,让我们感受到惊心动魄。这部小说里的几个故事,写的都是一位女性与一个男人的交往,而那些故事是被他人讲述的。正如那个出走的很飒的副厂长女性,突然消失的大山里的女性等,在这种简化的“被讲述”中,它吸引我们按照日常经验,重新还原、拼凑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为我们昭示了男女关系中暴力的存在,这些蛮荒的、民间的暴力被作者写了下来。
当然,这部小说是一个好的胚胎。但我觉得它完成度还不够高,如果说小说要走三个台阶,那么这部小说现在走了两个半。整个故事的铺叙很充分,填海作为核心意象的象征意味,以及叙述时虚实结合的笔调,我都很欣赏。但是我也明显地感觉到她就差那么一点点,才能最终翻转我们的认识,这些“神农的女儿们”是与你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遍现象。弋舟老师提的《我们一起去填海》这个题目其实也挺好,它亦真亦幻,并且“填海”更带有行动性,而“神农的女儿们”则是要去塑造群像。那么就看写作者自己的思考,这两个题目代表了两个方向,她更想写的是怎么样去填海,还是让她们成为群像。不管哪个题目,目前都还欠缺一点,要朝着那个方向再走一点。
张晓琴:谢谢张莉老师精彩的发言,接下来到了拆盲盒的时刻。因为这个作品是谁选的,怎么选的,我们学校的老师们之前是没有任何信息的。那么这篇《神农的女儿们》到底是谁的作品呢?我们请《青春》杂志的李樯总编拆一下盲盒,告诉大家作者是谁。
李樯:这篇小说是焦典的。为什么选焦典的作品,因为今年“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焦典也是我们《青春》杂志的签约作家了,很荣幸这一次的项目签了两位北师大的学生。焦典是我们北师大2021级博士生,她已经发表了大量作品,并多次获奖,受到我们的关注。期待后面有机会举行线下的活动,大家能够面对面交流。各位老师同学解读得非常到位了,我相信焦典也有了很大的收获。从编辑角度,我觉得你之后改稿,还有一些常识性和细节性的部分需要注意,当然小说优点很多。接下来我们也请焦典,就这次活动的心得收获发言。
焦典:非常感谢《青春》和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这个匿名小说讨论会。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我的小说进行了非常细致和精彩独到的点评与分析,我受益匪浅、获益良多。
其实,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很简单,我就是想对着沉甸甸的、坚硬的、密不透风的所谓现实吹一口气。让它飘起来,让它飞起来,让它脱离轨道。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想有一个一跃而起的机会。
也就是那几天,我走在昌平校园,看着太阳落山后的天空,深蓝色,很像海。我想起了精卫填海的故事,想起了精卫,那样一只小小的鸟,叼着那么细的树枝,说要去把大海填平。我好像一下子感受到了我们的祖先,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那种心情。我知道,永远会有人在做事,在追求更加正直正义的人类生活,永远会有精卫在填海。而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精卫。
乔叶老师指出小说题目的“过大”,有几处刻意的“幽默”比较突兀;弋舟老师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建议,比如把“警察”这个颇具现实感的角色做一个抽象和更具有象征意味的处理;张莉老师提出小说在高潮处力度还不够,缺乏“最后一击”;翟文铖老师发现小说与先锋小说某些或隐或现的连接;李樯老师则站在非常专业的编辑老师的角度让我对比较敏感的事件做处理;包括同学们指出的“表世界”“里世界”和“我”的结局、“儿童视角”等,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接下来,我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小说做出修改,争取完成一个更好的文本。
张晓琴:刚才各位老师和各位博士的发言都非常充分,也非常精彩,我听后也受益匪浅。最后谈两点。首先,焦典这篇新作是对自己原来创作状态的一种突破,是一种尝试。这个尝试现在看来可能未必百分百成功,但尝试本身是宝贵的。从《黄牛皮卡》开始,我一直比较关注焦典的短篇小说创作。胡适说过,自古成功在尝试。在焦典的新作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冲撞,在一种冲撞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张力。如果说焦典之前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和谐的感觉,那么,《神农的女儿们》则呈现出一种复调的感觉。刚刚大家提到作品中女警的语言与其他人物语言、叙事语言不和谐的问题,我想焦典是有意为之。焦典想突破之前的创作风格,想以此来突破,这个突破就关涉语言,具体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冲撞,而这冲撞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甚至是不和谐的复调。作者恰恰是想通过这样一种不和谐,来对自己之前创作已有的完整性进行一次突破。
其次,是小说的力度问题。青年写作者一旦初步固定了自己的小说调性之后,可能会用力过猛。焦典的小说一直是充满力量的。在《神农的女儿们》中,“我”的形象设置确实有叙述视角的考虑,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大家刚刚提到“我”的形象可以更深入的问题,可能就是作者的用力问题导致的。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不愿意用力,焦典又是一个很用力的人,所以我认为她可能有自己的着力点,但是没有达到自己期许的效果。这个问题在青年写作者中是很常见的,能达到一个作者和读者期许的状态,但用力又不是那么过猛。
特别感谢《青春》杂志社和毕飞宇工作室,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这个活动很有趣,也很有意义,以匿名的方式来讨论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作品,最后再拆开盲盒。所以,我们期待下一次活动,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拆盲盒。
注:实录中涉及的作品内容为修改前的作品,与本刊刊发的作品存在一定差别。为保持现场研讨原貌,相关叙述予以保留。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张高峰整理。
首发于《青春》2022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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