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1月刊 | 山东大学 刘适南：时间、记忆与历史—— 《流俗地》的族群主体性建构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中文写作形式，难免长期遭受大中华文化“中心/离散”范式的审视，其中“离散”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天然存在。所幸黎紫书并没有陷入“中心/离散”范式的泥淖，她说《流俗地》写的是“我这一辈马华人的经历”——既是“一辈人”，也是“马华人”，更重要的则是“若吾不写，无人可写”的使命感。当她抛掷出这一句充盈着主体性能量的宣言时，其写作野心也显露出来：与其说是创作大马华人的浮世绘，毋宁说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主体，即通过盲女银霞对时间独特的感知与记忆的摄取，去建构一个历史的、物理的族群，是区别于大马华人与中华文化的黎紫书等“一辈人”的独特经验。

如果说《流俗地》世界是一个魔方，那么银霞的记忆便拥有将魔方打乱，重组成为另一个和谐美好的样貌的能力。安德森将现代民族类比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事实上，时间作为现代性带来的线性的、不可逆的历史概念即已预设着一个固定的前进向度，而倘若我们把银霞的人性剥离而对象化，则她在《流俗地》的叙事中实现的，恰恰是一个对现代性时间的拆散与重组：一切事件被叙述、被发生的缘由都是银霞记忆潜在的选择，从《归来》到《归来》（之二）,本应线性发展的时间反而在银霞的记忆中首尾相衔，银霞的记忆无形间打破了现代时间规定的节奏，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族群在银霞的回忆中被拆解，而创造了某种新的、异样的民族形式。

从这一“创世神”的视角出发，我们有理由剥除银霞的肉身而探求她神性的一面。可以觅见，众人古庙听戏时均心不在焉，而银霞端坐、脸透微笑且神情庄重如菩萨低眉；幼时在秋千摔倒后，她竟无哭喊，而是颤颤巍巍向前举起两手宛如祈祷；在收拾拉祖的手表时银霞猜测银铃对拉祖的想象，脑中不禁浮现了巴布的儿子、会考状元、律师、捧杯少年等多个记忆，任她摄取；她是最强大脑、盲女之光，拥有近乎过心不忘的记忆力，更不必提作者鲜有的借拉祖之口现身而为她涂抹上的“前世为别人牺牲”的神性光辉——银霞是时间之神，毋宁说银霞就是时间本身，她以神性的记忆取代了具有固定向度的现代时间，相互攀附勾连重构为一个银霞的历史——近打组屋一辈马华人的历史，任由她的意识前进、倒退，通行无阻。不可逆的现代时间在银霞的精神中失效了，正如在下象棋时她所说的，“我们可以逐步退回去”，于是死去的马便复生了；她听见春分生女儿时，十余年前细辉生女的消息便一并涌上心头。银霞能做到，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她是神。在这一意义上，拉祖的死成为必然：拉祖自幼成绩优异，竭力打拼向上奋斗，成为律师，拥有政见、追求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正义。他个人的时间向度是固定而向上的，因而他无法跻身银霞的世界，这确是一种作者的暴力，但他固然美好、光明，却也格格不入。

在《流俗地》中，作者尽可能地规避“五一三”事件对叙事的影响，然而这一运动后华人身份迅速变动、历史主体缺失的焦虑仍始终为不可忽略的存在。黎紫书并没有建构整个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主体的野心与能力，因而她选择将笔触投入“一辈人”中，即通过对小群体坚实的控制收获建构的安全感。

她将笔触限制在近打组屋的人物群体中：以巴布一家、大辉一家、银霞一家、马票嫂一家为核心——这一小社群的写法并不罕见，无论是革命中国传统的《龙须沟》，还是承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上海屋檐下》，或是坚持民族形式的《三里湾》，作家都力图通过对一个较小空间的整体性把握实现某种叙事野心：从救亡到解放、合作化。但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革命中国都始终坚持发展主义的现代时间观。《流俗地》的小族群则生活在银霞的记忆中，受银霞精神力量的统摄，因而没有固定的向度，给人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温柔感，但不可忽略的是，《流俗地》是结束在大选与朦胧的梦境交错之中的，表现出一种与政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的关系。梦是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而梦境与大选的结合则显得更具意味，或是银霞意识中依旧存在着对政治、对马来西亚华人境遇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银霞的神性似乎在写作中泵出超出了作者的预期的能量，抑或是其淡淡的叙述缺乏了对故事的参与感，因而黎紫书在后半部又为她添上了更多人的色彩，甚至不惜以暴力摧残的模式。某种程度上，银霞可自顾有光出现而分割为二者解读，一者为神、一者为人。诚然，从时间之神跌落人间值得叹惋，然而一直固定于神格而不入凡尘不亦是对银霞的一种暴力吗？在这一意义上，顾有光的出现也确是一抹温情。

*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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