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4月刊 | 南京师范大学 张博实：“青春”与“冒犯” ——《青春》（4月刊）小说阅读札记

张博实，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厘定“青春写作”的内涵。最明显的，它体现在写作者代际与年龄意义上的青春；从深度层面来看，则是青年人在创作实践中，以一种“冒犯”[1]的姿态，来施展自己的个性与才华。无疑，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它要求青年人不因循守旧，敢于从各个维度去思考、再现世界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在充满荆棘的写作历程中，如何被发现，如何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对于初入文坛的写作者也很重要。所幸的是，《青春》杂志一直关注、关怀青年的成长。如《青春》近期的改版，就是一次证明。它给予大学生及文学青年以更多挑战成规、发现自我的机会，让他们的“青春”文字，在《青春》里飞扬。本年度的4月刊与前三期一样，一如既往地吸纳全国各地的优秀文本。以本期所刊发的五篇小说为例，作者就分别来自西南大学、河北大学、江西宜春学院、西北大学和湘潭大学。从中不难看出，《青春》期待来自天南海北的“新鲜血液”与新思维，给中国的青年文坛注入更大的活力，期许他们以饱含着冲击力的文字，去“冒犯”、挑战固化的成规。

很大程度上，此期所选的五篇小说都与《青春》一以贯之的办刊理念相契合，集中展现了青年作者所应有的“冒犯”精神。无论是在《新视界》《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还是《处女作》等栏目，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作者在以新思维、新形式，让自己的作品表意深切、格式特别。从这一点看，本期的首篇小说——王鹏宇的《夸父！夸父！》，是很有“冒犯”感的。表面上，小说是在改写旧神话——“夸父逐日”。但细读后，我们却能够体察到其他元素在小说中的“互文”。作者融入了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后羿射日等传说，并想象、构建了“夸子”形象，让其与夸父“分进合击”、双线叙写，推进整个情节的运转。在这对精神父子与其他神话和人物的“对话”、碰撞下，又使得上述的旧神话、人物，被有机地融入到了作者的叙事轨道中，衍生出了全新的内涵与意义。小说的末尾，并未延续“有头有尾”的叙事套路，而是设定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给读者以更多思考空间。在叙述技艺外，作者也在主题上明确了其“挑战”意图，与上述的“形式实验”形成一种“共鸣”：为了自己的理想，哪怕明知不可为，也要勇于挑战。小说中，夸父为了阻止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不惜以失去神力为代价；夸子为了寻找世界的“终极”，不顾艰难险阻，也坚持着对太阳的追逐。夸父为了给予夸子以力量而牺牲自己，他“五体伏地，手指上滴下几滴黑血，继而身体似被蚕食般消逝，融于土壤之中，不见一点痕迹”。而夸子在吸取了夸父的“内功”后，“身后的诺大影子一如藤蔓般野蛮生长，很快没过了他脚下的影儿。他的躯体也在一点点变大，直至他的影儿挣脱了树影的束缚，他在停止生长”。夸子继承了夸父的精神衣钵，在探索“终极”之路上继续奋进。可以说，从故事叙事、情节到主题，这部被《青春》推为“头条”的作品，仿佛是对固化秩序的一封战书，充满着青年人的朝气、锐气与勇气。

《新视界》栏目的重要宗旨之一，自然是推出侧重创新、实验的文本，让新鲜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崭新的视域。《夸父！夸父！》的新意自不必说，本期栏目的另两篇小说《春草年年绿》与《云裳锦》的叙事实验也各有特点。来自河北大学的惊砂，在《春草年年绿》中讲述了“我”与参桑为了拥有能够自由出入村庄的权利，而奋力冲破旧观念的束缚，不惜以命抗争的故事。小说充满着寓意与象征，引发人们对世界本质的深度思考。我们知道，人类的某些群体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将自我囚禁于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与固执去防范外界异质因素的入侵。这种自闭性，来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正如作品中古居村众人的顽固思维。虽然村庄与外界互为一体是最终的必然，但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强大的旧势力，为启蒙而奔走的先知们甚至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小说中渴望走出封闭世界的参桑，就被村里人认定为叛逆者、冒犯者，被众人误解甚而欲杀之而后快。最终，被“强制隔离”的村庄终于在“参桑们”的殊死抗争后，与外界联通。人们不再被无端地拘禁在狭小的空间内，而可以自由地到广阔的空间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便最初人们不适应外面的生活方式，但至少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加入多种可能性，而不是以固化的思维，来抗拒“世界大同”的必然。“我”的结局与被流放在外的参桑相反，还是留在了古居村，觉得“我终究不能走出去”“我的使命就是为古居村献祭一生”。但“我”的留下与之前的封闭状态下的“不能走出去”不同，前者是强制的，后者则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所以说，作者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阐述着文学的“冒犯”之美。

《新视界》的第三部小说——李思博的《云裳锦》，也尝试新的写法来让短故事显得别具一格。小说最明显的主题，就是将“爱国”与“挑战”的主题紧密联系起来，并以“云裳锦”这一国粹的象征为情节的连接点，同时掺入个人不幸、国家耻辱、爱情、亲情等元素，试图让文本的意义显得更为丰富、多元。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所“冒犯”的对象是侵略者与汉奸，即给家与国带来危害的敌人。正是邪恶力量的掺入，才显得周掌柜的挑战更为勇敢。试想，一个以赚取利润为本的商人，最后竟为了“大义”，毅然决然地将象征着侵略者与通敌者的“洋布”烧毁，以表示自己为了家、国而舍命抗争到底和坚持正义的决心。这些情节的设置，在一定意义上也寄予了作者个人勇于追求正义、挑战邪恶势力的诉求。可以说，像这样主题较为“宏大”的作品，如何将“史诗”变得“微言大义”，如何将生活细部与情感有机地融入体量短小的故事肌理中而不显得空泛、概念化，构成了《云锦裳》的另一重挑战。所以，面对上述需要整合的诸多复杂元素，作者竟仅仅以三页的篇幅将其浑融在一起，这对一位初试牛刀的写作者而言，实属不易。

与《云锦裳》的“宏大”叙事诉求不同，另一位本科生作者寄径则在《立春诉》中，以个人的爱情、亲情为主旨，以“小题大作”的方式，来书写主人公面对苦难、困难时的执着与坚毅。小说采取对话的方式、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者，讲述了“他”自己波折、苦难的一生。对此，《处女作》栏目的主持人——作家大头马评价道，小说“有一点《活着》的意思”。可以说，作者寄径的这种叙事方式，确实与余华的《活着》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然而《立春诉》的主人公，却没有像《活着》的福贵那样，被动地接受命运给他安排的一切。相反，主人公“他”则是积极、勇敢地面对着人生荆棘。他勇于追求爱情并与恋人终成眷属，后来在爱人不幸意外去世后也以顽强的意志，将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或许，作品让“他”在立春时讲述往事，也是对人生希望的期许，与主人公的挑战、抗争历程形成了某种映衬与升华。作者的另一尝试，就是对祖父母辈时代的探掘与想象。作品伊始，就讲述1962年时，“他”的母亲让大哥和他“上山那边走一趟”。读到此处，尤其是看到“1962”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他”与“历史”的某些交集，会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逐渐展开。可到了最后，我们始终没有爬梳到任何的“时代”线索。这也许是小说留下的遗憾，亦或是作者想传达某种信念：不论时代如何在变，人都会为了爱情、亲情，而不惜冲破旧秩序的罗网与束缚。正是多重可能性的存在，也增强了作品的探索与实验色彩，让文本的意味更为隽永、深长。

上述的作品，无一例外都体现着“冒犯”与实验精神，这对刚刚尝试写作的青年尤为重要。秉持着这种理念的《青春》，不仅鼓励富有朝气的作品，也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为青年作者“把脉”，以助其写作技艺的提升。对此，他们坚信“好小说是改出来的”。所以，每一期的《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栏目，都是按照这种理念去践行的。本期推出的，是西北大学高雨欣的作品——《在灰烬中熄灭》。从题目、语言、内容到叙事手法，不难体会到各位前辈专家对这位青年作者的全方位指导。我们虽没有读过指导前的“初稿”，但从作家的“定稿”来看，修改后的作品不仅保持了最初的亮点，且还明显少了之前与会专家的质疑之处。作家弋舟在改稿会中指出，小说“那样的恍惚和虚无。这一篇《野火烧不尽》（修改之前的名字），最后那样一个反转，它已经不是一个人间逻辑上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个东西富有文学的意味”。可以看到，整部作品都是在写主人公与老者的交往。可在结尾，“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后，竟发现与其交往的老者全家其实早就搬到广东去了，房子也空了十多年了，故事到此处也戛然而止。无论是小说情境中的主人公还是读者，此时都会不禁反问：经历的事情是真是假？真相究竟是什么？然而，生活与世界就是如此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很多理性、必然性的链条都无法解释宇宙中的某些谜团。作家虽无法破译、解析这些存在之谜，但他们能够在文本中设置某种情境，引导人们去深思世间的各种奥妙与诸多可能。显然，在《在灰烬中熄灭》里，作者就以这样的方式去探掘；同时，在各位专业作家、编辑家的指引下，其文字、立意与谋篇布局也更趋成熟。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2]：有的青年作家确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故事逻辑自洽、起承转合以及叙述的详略得当等方面，有着很多调整的空间。另外，有的作品主旨表达得过于明显，让本来应该富于张力、有更多可能性的文字，变得意义单一，情节上也略显突兀。不过他们的语言叙写的基本功都非常扎实，只要假以时日，沉下心来钻研小说的谋篇布局之道，深入思索存在世界与人性的复杂性，写出更为精彩的作品是指日可待的。进一步讲，青年作者们开始用新维度探索世界之时，也许是一种“懵懂”的状态，文字也需要进行多次修改、打磨；但其思想上，一定要有冲击力，要有青春的激情、用青年人的率真去书写，而不是一种“油滑”、过于守旧的叙写。在“冒犯”的开端，即使作品比较粗糙，但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真诚的心，不被僵化的秩序和惯性所淹没，坚持下去，自己的作品大概率会脱颖而出。写作者需要通过不屈不挠的文学叙事，全方位地发掘被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记忆，找回或被忽略、或被遗忘的现实以及人性的真相与可能性。所以说，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最终依靠的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冒犯”精神。

期待青春之“花”，在《青春》继续绽放！

[1] 何平教授曾在“2017年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一期中，提出了“文学的冒犯”这一理念，并主张、鼓励青年写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打开了汉语文学的诸种可能性”。他觉得，之前在《花城》关注的18个小说家的“写作姿态和精神气质接近我们这里讨论的‘冒犯’”。详见何平、金理主编的《文学双城记——青年道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9月版，第8-9页。

[2] 在此说明，仅仅是以他们五位作者为例来说明“普遍”的问题，毕竟他们多少代表了目前青年作者的现状。我曾经也有幸参与了一位硕士生的小说讨论会，也读过《青春》刊发的其他小说，所以才得出下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