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5月刊 | 浙江财经大学 顾奕俊：喋喋不休的怀旧派，以及无法抵达的城堡 ——《青春》5月刊小说读札

作者简介

顾奕俊，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教于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喋喋不休的怀旧派，以及无法抵达的城堡——《青春》5月刊小说读札

顾奕俊

尽管这篇短文以“读札”为副题，但似乎有理由认为，对《青春》5月刊的几篇小说的阅读不应停留于文本本身。如《秋千》《大鱼河图》《世界》提供了某种颇堪玩味的写作视野与路径，与此同时，这几篇小说又昭示了当下青年写作的若干具有普遍性的症候现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恰恰是相关青年写作者将“症候”视作可持续依赖的写作路径，且为之生出耐人寻味的情感结构。

需要指出，本期《新视界》《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处女作》栏目的几位作者，胡了了（《秋千》《网红》）、李一鸣（《大鱼河图》）、苔目（《戴星星耳钉的少女》）、风入松（《世界》）、沈涛（《旷野》），皆是在校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依照当下学界与批评界仍将“80后”“90后”（纵然此类代际划分方式有着致命的粗糙感）划定为青年写作的主体这一观念认知，以本期几位小说作者为典型的更为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或许应归入青年写作的“后备军”（或曰“准青年写作”）的范畴，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部分作者又似乎是过度“提前”的怀旧派。

《青春》5月刊《新视界》栏目推出了浙江师范大学胡了了的《秋千》。这篇小说首先让读者注意到作者对于现实文坛状况的某种老到的见解。比如小说里“我”返回母校与高中语文老师就“在不在作协”“发过哪些期刊”“认识哪些文坛名流”等问题的交流，多少显出“我”背后的青年写作者对于当下文学界“游戏规则”的熟稔与一种微妙的调侃心理（这在胡了了发表于《新视界》栏目的另一篇小说《网红》也有所涉及）。《秋千》的情节主线是高中语文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此过程中所回忆的童年往事与一桩关乎少年旧识的充满疑云的死亡事件，而高中语文老师有关“秋千”与“秋千疑云”的叙述，也触发了“我”对于过往相似片段的回溯。乍看之下，小说《秋千》所述，颇有些类同于目下一些视频网站当中“迷雾剧场”“悬疑剧场”的情节走向。事实上，坦率地讲，“怀旧”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遮掩了这篇小说显而易见的软肋。因为从小说的结构布局而言，有关当下文坛“规则”“语法”的心得交流、高中语文老师童年期的记忆疑云，以及“我”随之产生的联系种种，这三者之间其实是割裂的，这也暴露出不乏才情的写作者在创作这篇小说时的犹豫不决。故乡、疑案、死亡、人性、记忆，并没有形成明晰的逻辑递进，而更像是随心所欲的“一锅烩”。且作者难以遏制的怀旧倾向，使《秋千》所涉的“记忆”更如同是小说叙述至山穷水尽处的并不高明的“最后一招”。因为小说里相应视角的叙述者的所谓“记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虚无的泥淖——一切终将走向模糊暧昧、人云亦云的地带。如此情况下，作者已然不是在以小说形式推演记忆的维度与轮廓，而是借由同记忆为敌的怀旧情绪，试图编织遮蔽小说内在逻辑缺陷的“隐身衣”。

同样刊登于《新视界》栏目的《大鱼河图》有着相类似的写作策略。尽管我激赏于作者在小说里营造的迷幻气息，但《大鱼河图》的致命伤也是因迷幻而起。对于黄泥道与丘陵背后真相的追寻、一对年少玩伴彼此守护的秘密、少年梦中的颜色……更趋向于作者略有些故弄玄虚意味的意象装置，而“炫技”之余无力处理的部分全然交由一种浓重而又仓促的怀旧氛围遮掩。《处女作》栏目沈涛的《旷野》同样有着此类问题。很显然，他们尚且还无法辨析“轻盈”与“轻佻”的本质区别。

再看《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栏目，风入松的《世界》有着科幻文学的皮相，但究其实质，其实依旧是未来时态语境下的“闲坐说玄宗”。而小说里那个终日缅怀战前世界美好景象的塔瑞尔太太，似乎便是本文所指出的青年写作群体（或“准青年写作群体”）当中出现的“喋喋不休的怀旧派”的典型聚焦。而且有一个值得深究之处，塔瑞尔太太的回忆与塔瑞尔先生的“对过往闭口不言”，其内核是他们亲身经历（或是经历加记忆滤镜美化）的“黄金时代”，但如《秋千》《大鱼河图》《旷野》，则是稚嫩的写作者联系尚未占据的身份与经历，继而强行“穿越”的怀旧时光。倒不是说青年写作者的技法尝试本身有问题，而是当青年写作者频频祭出“怀旧”的“招数”，这种怀旧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是一个需要得到正视的议题。为何怀旧，如何怀旧，我们在这一期的几篇小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青年的写作者们可能仅仅是在想想一种怀旧的发生，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怀旧，是否同历史的向度南辕北辙。如四方田犬彦结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有关“怀旧”的论断所谈到的，如果个体对于过往只有暧昧的怀旧情绪，缺乏纵深向的反思，则“怀旧是历史的对立物，是从过去被扭曲的陈旧事物中产生的感情”。

而风入松的小说《世界》，牵扯到的另一个写作困惑，是青年写作者怎样面对异常复杂的本质命题。《世界》展开的支撑点即是“我”关乎“世界”真相的探寻。或许是作者在写作这篇小说之前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世界》里“我”对“世界”谓何的勘探始终徘徊于某种概念化的层面，尤其是“我”关于这一本质命题对迥异对象的询问，颇易让人联系到中学阶段那些为了扣题而扣题的应试作文。由于没有解决如何相关的观念问题与技术问题，《世界》与作者如同永远无法抵达城堡的K。

关注文学少年天才现象的《网红》与直击校园问题少女的《戴星星耳钉的少女》，都存在这种“无处抵达”的困扰。尽管作者们的视角选择具有真切的现实性，但同时，作者又在相应时刻忽视了小说这种文体对于写作者本身的角色要求。比如《网红》，当“我”颇为突兀地抛出“给一个五年级的孩子看我的诗和小说吗，而且是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孩子”的疑问时，实则也是作者不由分说地将“真身”横亘于小说之前。而《戴星星耳钉的少女》中，“我”的困惑源于“在作文里他们似乎更像孩子，也更容易琢磨”，以及戴星星耳钉的少女的难以捉摸的言行表现。应看到，在这些青年写作者遭遇到复杂的实践命题时，他们首先会主动表达自己的强烈的情感态度，但这些情感态度又只能以问题的形式呈现与凝固。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由自己召唤而来的庞然大物。而来自现实世界的“自我”声音的断断续续的回响，又使得相关小说尴尬地游走于虚构与时事速记之间。或许，青年写作者们（或者我们理应再次强调，他们实质上是“准青年写作者”）还需要很长时间捕捉现实与虚构之间那根隐秘的界限，以及怎样使自己真正找到有关情感与观念的径口，而不是成为喋喋不休的怀旧派，抑或是永远在城堡之外的迷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