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1月刊 | 山东大学 廖尔伊多：时空建构与本土视野

全书以眼盲心不盲的盲女银霞为主视角展开，在黑暗中突破障碍用声音符号和触觉感知来认识世界，而文本的叙述在“盲”的视角上形成了更为精巧的主题层次。银霞之盲带来的是身体残疾的尴尬遭遇，将她置于边缘的境地，这同时与银霞作为马来西亚华族，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身份相交织，共同塑造了一种“中心—边缘”的困境格局。盲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先验的困境，因为看不见，因此银霞无法从外表辨认人的种族身份，突破了视觉中心主义，反而解构了权力；而银霞正常地工作、生活，她在记忆力和象棋水平上的超高天赋，也打破了刻板印象下的对盲人的价值尺度估计。银霞是全书中唯一全程处于共时性在场之人，她的存在和视觉的失位也为此书解构国族寓言的历史，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故事起始银霞听声辨人认出大辉，到结尾大辉的归来，如同回声一般构成了环形的结构。小说破除了线性叙事，作家的文字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以大辉的归来为线索一一牵出前尘旧事、市井人物，正是在多个角色的情节交织下，空间时间切换构成了一种微型的复调结构，情节事件在时空体中得到具体化，如马票嫂逃离陈家后向当时的丈夫讨一只南乳包，后来老年马票嫂患阿尔茨海默病，众人到巴刹里寻找马票嫂，“她无一认得，只说我好饿，卖我一个南乳包吧”。而陈家包子生意也比不得从前，不复当年盛况，只数笔写得几十年沧海桑田，人间流变。时间的错置、转换和共存，创造了一种共时性的时间观，将时间结构空间化，角色在叙事时间里自由进出，时间意识在此得到重塑。在不同时段的空隙里，银霞在边缘、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对话，多种族裔对话，不同的种族语言，男女在权力规则下有别的话语，多种声音交织出一个文化混杂交融、地方经验重现的场域。

在黄锦树、张贵兴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书写中，文本内部往往暗含一种不安、躁动的破坏性力量，显得暴烈、阴郁、疯狂，而在《流俗地》中却呈现出平和的气质。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黎紫书相比前者更加远离了那个殖民压迫、族群冲突、马共斗争的年代，选择了将叙事下放到自己的流俗年代，不在场的她只能在细枝末节处回溯，用微观视角来窥测并以时间性悼念那个先辈的岁月。历史时空的多维度构建在具体的角色经历上，黎紫书在此书中没有选择宏大叙事，只以40个近乎独立的故事共同构建40余年归去来的市井浮世绘，大时代的蝴蝶振翅为普通人招来龙卷风，轻描淡写创伤与传奇，黎紫书将边缘作为历史的主角来写，不自觉带有某种隐秘性和隔膜感，显现了人并没有穿行于历史，而是不断地创造着历史并被历史造就。在《流俗地》中呈现的历史是冷感的，黎紫书采用了本土视野来进行写作，本土风景的呈现也采用一种自然的角度，不再直接提及马共、“五一三”、华文教育和本土的冲突性，经过唐人三代甚至更多世代的繁衍生息，马来西亚不再是中国人的流亡之地，而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乡。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强调这样一部来自东南亚的文学作品的民族性和纯洁性是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抵制，焦虑于失去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但同时作为华文写作，中国性的剔除和重建是复杂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语言和文化场景的“中国性”多少带有神话的建构色彩，那么它是否可以具有自身的“纯洁性”呢？在马来西亚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场域下，中国文化经过无数次“外来”的洗礼，经过百年，马来西亚华人已落地生根，马来西亚已具有作为他们精神原乡的自足性。因此，当黎紫书细密地书写锡都，描摹城市的空间图景和文化风情、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活场所，人们熟悉这些场所，切实地将其作为家，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组屋等建筑明显处于大城市的边缘，是社会底层群体的居所，但是人们对其的安全感和依赖感在文本呈现中远大于焦虑的生活态度。在此基础上，《流俗地》成功地摆脱了中国性的神话，建构起独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性视野，而隐于凡人俗事、方言俚俗的《流俗地》也为地方书写的突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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