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5月刊 | 浙江师范大学 胡了了：秋千（外一篇）

今年春夏之交我返回母校，拜访高中的老师。我带了两本自己的诗集，教地理的班主任接到手里后对我连连称赞，他不知道我经常在他课上偷偷写诗。语文老师接到后摆摆手说“你知道的，我不懂诗”。他也没有装模作样拆开翻一翻，就随手插到书架里面了。他满脸皱纹，离退休也没几年了。个子中等，瘦，驼着背。他瞅着我，吸了一下鼻子，问些在不在作协、发过哪些期刊、认识哪些文坛名流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当然不能给他什么惊喜，反而让他担忧我文学前途渺茫，转问我工作稳不稳定了，在大城市起居怎么样。我们这才聊得高兴起来。

在办公室聊到日暮，他看了眼工作表没什么事情，邀请我去他家喝点酒。我也没什么事情，欣然随他去了。他住在附中的老家属区里，里面的房子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上爬满了藤类植物，爬得高的仍是鲜绿，被彩霞红红地映着，和人齐高的则几乎都是些灰朽的死藤，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像现代艺术。我的语文老师名字叫李炎，和我算是老乡——他是永州人，我是茶陵人。这个老乡认得十分勉强，因为永州挨着广西，茶陵挨着江西，地貌和方言非常不同，而且他比我年长四分之一个世纪。李老师在我出生那年本科毕业，留在附中教语文。我读高中时，以老乡身份套近乎，找李老师讨教诗歌问题。李老师自称不懂现代诗，还发了通莫名其妙的感慨：“现在还有诗人吗？”这种感慨我在高中时就厌烦至极。但我没有因言废人，讨厌李老师。李老师的课很有意思，他会讲很多来自故乡和童年的怪力乱神的故事。本地同学对那些外省故事并不喜欢，甚至有些听了夜里做噩梦，私底下抱怨这个老师。李老师的那些民俗故事让我感到亲切的野性，和我父亲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起讲故事的技艺，我父亲就比李老师差了太远——他总是想要提炼出来一些忠孝节义、温良恭俭般的道理——然后扯到我近些日子做得不妥当的事上，教育我一番。不过，如果我是李老师的儿子，李老师可能也会这样对我。李老师没有结婚生小孩，所以无从证明这个猜测。但他在所有同事都结婚生小孩的环境里，是如何自处的呢？当我胡思乱想时，已跟着李老师走进感应灯坏掉了的黑漆漆的楼道。他的肩膀在黑暗中危耸，踏出使者般庄严的足音。

他拉开绿色的铁门，在尚未全黑的客厅开灯，顿时明亮地照见房屋的整洁，而且有点空旷。桌上有英文小说，还有些和工作相关的文件。李老师说：“不用换鞋。”他踏着运动鞋直往里走，感慨一句：“你也一直是文学青年啊。”我说：“当年语文课熏陶得好。”这话当然是场面话。但李老师忍不住笑了，笑得很开心。到书房我们坐下来，我环顾周围的两面书架， 里面都是些很老的书和杂志了。这些书架里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像穿越了一样。但李老师不是古板的，他已经拿起手机点了湘西菜的外卖，还贴心地给我点了啤酒。他知道年轻人喝不惯白酒，但他家里只有白酒。总之，李老师太不像一个高中老师了。那家湘西菜来得很慢，他自己先忍不住开始喝书桌上的牛栏山，杯子都不用。他喝了几口，变得更加放松，站起身拉开书柜，从里面缓慢地抽出两本杂志，分别是1994年6月刊的《宝石文学》和1995年秋季刊的《悬挂小说》。《宝石文学》现在还是大刊，《悬挂小说》我没听说过。他哗哗翻动，指给我看，那个“炎帝”就是他。我看到这个笔名心里发笑，但细细读下去，小说本身却是细腻微妙的。李老师说，《宝石文学》上这篇不得已被删改了很多，不好；《悬挂小说》上面这篇好。我粗略读完，感到还是《宝石文学》的好一些，更温和。我向李老师表达了这个看法，他笑道：“你们这代年轻人太保守了。”

我问李老师：“还有没有别的小说？”李老师摇摇头，说：“没有了。”我补充说：“不是说发表的，没发表的还有没有？”李老师说：“没有了，我就写过两篇小说。”我表示不相信。李老师说：“后来我写不出来了。”我坚持不相信而且大呼小叫：“那你在课上讲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啊！”李老师说：“那不是我自己的，我写出来也不是。”即使才情如李老师，也不影响他和他那代人一样顽固。我不依不饶：“那总是写过吧，写了一半但是不写了。”李老师总算承认有这种情况，但也是二十年前了。他说：“近二十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过，但我一直在语文课上给学生讲故事。那些历史悠久的，我的父辈和兄弟编造的故事，比我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有意思。写小说还是太知识分子气了。读的人也都不是普通人，都是你们这种极少数的文学青年。你看，谁还读小说啊，谁还读发在期刊上的小说啊，想到当年我在期刊上发小说那沾沾自喜的样子，和草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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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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