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5月刊 | 上海大学 孙利娟：眼睛里的童年

2008年，我家门口还是一条大泥路。时间再往前推几年，我家门口连这条大泥路都没有，只有一条一米宽的小路连接着东西两个村庄。每到夏季暴雨时节，这条小泥路就被它两旁的河沟淹没，人们都得卷起裤脚从上面蹚过。虽然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村里条条路都浇上了水泥，但记忆里最深的还是那些泥路日子。

一到春天，嫩生生的草就长满了河岸。大概到四月份，一些草就会开出蓝色的小花，方言叫“破烂头”，学名叫“婆婆纳”。我想方言之所以称它为“破烂头”，大概是因为其花朵极容易掉落。小孩子想要把它留在草茎上就像想把蒲公英留在花骨朵上，极其困难。所以我们常把这些花朵摘下来放在被拦腰剪断的塑料瓶里，塑料瓶里装满了水。等到它再也铺不下花朵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小蓝花抛洒到河面上。河面下则是密集的小蝌蚪，手伸进去一捞就是一把。有些青蛙会把蝌蚪生在快要干涸的水沟里，我们就会把这些蝌蚪都捞起来放到大河里。每年干旱的夏天，总有一个时段我们这些孩子是要来回奔波的。在日头下，我们惊奇又开心地在浅水河沟之间寻找，把那些快要被太阳晒死的蝌蚪、小鱼用各种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容器装起来，然后把它们放进看似永远不会干涸的大河里。其实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莫名干涸的河流早已进了城镇建设的规划里。

那时候，每个季节我们都会在外面忙碌，直到太阳下山家长挨个找回家。我们那时从来不知道学习是什么，网络是什么。我们把作业本撕下来，用笔画出一只只蝴蝶，然后剪下来。我们把纸蝴蝶系到一根绳子上，再把这绳子扣到青色的芦苇秆上。大家拿着绳子扣的纸蝴蝶在田垄间、泥土地上奔跑。那些求偶的白色蝴蝶会跟在白色的纸蝴蝶身后飞，这时我们就可以指挥蝴蝶跳舞了。一个春天过去，我们的作业本大概也会被消耗殆尽，大人们会为我们源源不断地补充。我们在那些崭新的作业本上涂涂画画，然后撕下来叠成各种可以玩的东西。大人在乎的是，这些闹腾的小孩子怎么才能甩手，好让他们有时间去干各种杂事。这些小孩子都会落到一个孩子王身上，而我从小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孩子们像无人看管的野马，天天撂了蹄子撒欢。我想我们之所以很安全，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些野孩子身边随时会出现一位“坏”奶奶。“坏”奶奶随夫姓“陆”。陆奶奶很勤劳，一年三百六十几天，她要从第一天忙到最后一天。她不是在家前屋后的农地里忙碌，就是在更远的农地里忙碌，而她家所在的农地周围都是我们玩耍的范围。她是我的邻居，虽然隔了两间没人住的空房子，但她坐在门口场地上就会看见我们的所作所为。当春天我家旁边的河沟上长满牛筋草的时候，我们喜欢躺在草地上，从长满草的河岸上滚进河沟里。这时她就会骂骂咧咧地从她家门口过来，要是我们不听她的话，她就会威胁我们说要喊家长。这样我们才能安静一会儿。可是只要她一走，我们不仅滚得更厉害，还找到了一些木板玩起了滑草。

陆奶奶家前屋后除了农作物，一棵杂草也没有，而我家家前屋后长满了各种类型的杂草，甚至有养羊的人牵着羊到我家旁边吃草。这是因为我家人丁稀少，我爸爸总在外面忙活，没人打理家中。

那时我总觉得她和我有仇，她不仅当面说我脏，还背地里通知我的玩伴们的家长，说我成天带她们的孩子去垃圾堆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忠诚地追随我。每次我都不敢从她家门口走。有一次她站在屋后出口等着我，把我逮住了说：“你把我地里的菜都踩坏了，小孩子没正路走吗？”她看我的眼神极其严厉甚至刻薄。

这件事让我对她不明白起来，因为上次我被一个淘气的男生泼了风油精。他把风油精洒到了我眼里，我在地上疼得大叫。是她赶了过来用肥皂水将我的眼睛冲洗干净。她把那个小男生骂了一通，同时也把我骂了一通，但我很开心，觉得她好温柔。她把我叫到家里吃饭，晚饭煮了青菜黄豆玉米粥，我一连喝了两大碗，把肚子撑得滚圆。她一边看着我一边说：“可怜啊。”

其实她也不是很坏的老太婆，就是爱管我的闲事。对我来说能和小伙伴们玩耍是最幸福的时光了，我不用一个人待在家里承受孤独。但当我回到家里面对那没人烧饭的冷灶台时依然很悲伤，这时她就会像得到感应般过来，装好热饭热菜给我吃。甚至在暴雨倾盆停电的夏夜，她小小的身体披着雨衣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土的坑洼里给我送饭。

她的这些好意又是有条件的，开耕时她会叫我帮她丢种子。她用锄头凿一个坑，我把几颗种子丢进去。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天，我当然很不乐意。但她常常会招呼我吃好吃的，那时候她还没那么老，痛风也没那么严重，手指也没变形得很厉害。我小时候吃不到什么好的热菜热饭，自己只会煮米饭，格外羡慕那些家常菜。所以只要她一喊我吃饭，无论上次她对我批评得多刻薄，我都会立马屁颠屁颠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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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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