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5月刊 | 山东理工大学 宫洪志：对话性：唤醒莫言小说的生命意识

莫言的鲸鱼气象，常常使众多文学接受者和批评者“感到徒劳的危险”，其作品中密集的事件、人物、思想，总是在宏大历史的裹挟中排山倒海而来，令人目不暇接、望而却步。“莫言离他的时代无限远，也无比近”（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他像一条巨大的鲸鱼，在深海处孤独地遨游，响亮而沉重地呼吸。莫言的创作，既像天马行空，又像鲸鱼跃海，吞吐着大波大浪，展示着生命的大气派与大气象。他江河横溢包罗万象的气魄，他汪洋恣肆无所顾忌的语言，他求新求奇特变化多端的极限叙述，他放纵生命颠覆感官的自由书写，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极致狂欢喧嚣、饱含生命对话形态的文学王国。

对话性作为巴赫金思想中最核心的概念，他指出，对话关系以及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乃至文学生命的真正所在，而所谓“对话主义”最终都指向“人的存在”。基于此，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征，并将其解释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不同于传统独白型小说，作者的声音和意志高度权威化，“在不容分辩的、独裁的话语权力中，给他人盖棺定论，剥夺他人不容置疑的生存权利”（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对话交往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主人公沦为依附于作者意识的无生命的客体对象，而在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是平起平坐的姿态，主人公的意识并不代表作者的意识，主人公的议论有着特殊的独立性，他们以独特的视角独立的话语进行对话，因而复调对话从本质上承认了世界的多元化的生命形态。而复调与狂欢常常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融合的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延伸了小说世界众声喧哗的生命场域，从而让小说叙事更感性、更戏剧化地营造出“真实的在场”，同时这种狂欢化“真实的在场”也使得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叙事更具张力。

莫言小说的“复调的变奏”和狂欢化的叙述无疑是对话性艺术形态的多样显现。如果说这种复调式和狂欢化的叙事基于对话的本质，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指向文学的终极目的——人类主体。笔者认为，莫言小说的基本存在论是以对话性为核心的生命存在，从作品艺术表现角度讲，对话性成为了莫言笔下众多生命存在的确证；从作家创作角度讲，对话性成为了莫言关怀生命存在的途径探索。因而，笔者尝试从莫言小说中生命对话形态的审美具体感受出发，通过挖掘人与人、人与历史等多种对话关系，探究其小说中构建起的包罗万象的生命场域，从而抵达历史语境下莫言对话生命的隐秘腹地。

莫言认为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就像他让上官鲁氏表述的理想是“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这样的文学宣言本身就倾注着一种颠覆性、宣泄性、平等性的人的本质力量，并将这种自由自觉的生命体验积淀为一种创作的无意识。“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显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莫言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可以超越故事亦可解构故事”的结构，同时它必须经得起容纳和能被误读。从莫言诸多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不难发现，复调型叙事结构作为莫言小说最基本的叙事形态，无论在《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小说中呈现的形式多样独出心裁的主体间对话中，在《四十炮》《红高粱》等小说中形成的精神分裂自我难辨的主体内对话中，在《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小说中融会贯通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与西方叙事技巧的艺术形式对话中，还是在莫言大悲悯情怀下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对话中，从文本内容，到艺术形式，再到作家情怀，这种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叙事结构俨然已成为了莫言小说的内在骨骼，它既内化又外显的存在架构起了莫言小说天马行空般的艺术迸发、驾轻就熟的历史叙事以及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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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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