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7月刊 | 四川大学 刘秀林：初学者的好运气——《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7月刊小说综述

作者简介

刘秀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通俗文学与文化。有评论、小说刊于《当代文坛》《人民文学》《长江文艺》《湘江文艺》《文艺报》等。

初学者的好运气——《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7月刊小说综述

这一期《青春》的五位小说作者，生于千禧年前后。关于他们的习作，也许应当谈技巧，谈美，谈风格，谈文艺美学赐予批评者的一切可供指手、可以落脚的点。然而向手无寸铁的初学者谈技术又是可耻的。技术是最次要的东西，只要他们还愿意写下去，关于文字的律法和技艺就会像大头针遇到吸铁石、蚂蟥遇到大腿一样，自动吸附上来。

我更想谈的是，在他们的写作尝试中，有一些珍贵的、属于初学者的美德。他们未必对此自觉，因而更有必要将这特质指认出来。所谓“新手幸运”（beginner’s luck），指的是人们在刚上手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好运气。我想任何对写作这件事产生感应的人，无一例外也都是在最初阶段得到过文艺女神的悄然馈赠。金子的光芒在他们涉水而过的脚印里闪烁，只是他们的目标太远，来不及回头发现。毕竟，总是有那么多人在说：看到河对岸的前辈了吗？真正的宝藏在他的脚印里。于是，就像贫穷的年轻人出卖仅有的时间和自由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一笔多么不上算的交易，在告别初学者身份而逐渐成为一个文学专门家的路上，丢掉了真正的好运气。

这五篇习作最动人的地方在于“我”。这里所说的“我”，并非指小说叙事的那个第一人称，而是作者本人，是属于一个真实个体的生命经验。这一点仿佛不值一提，又有哪一个作者的创作不是生命的结果呢？可是，只要我们进入初学者自己建筑的那个脆弱而顽强的小世界，就会发现，他们往往有着惊人的勇气，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出来。

无论是关于“失落”（《路易斯安那》），关于“悔恨”（《树影子底下的人》），还是关于“恐惧”（《落花》），关于“孤独”（《第一小学之歌》），关于“爱”（《氓》），都是来自一个年轻人切身的情感和疑问，而非那些由文学史筛选出来的更“深刻”的命题。他们的经验也许是平凡的，他们的回答也许是稚嫩的，可是相比于越绚烂则越空洞的“无我”的创作，初学者那毫无保留的“我”是如此真诚，又是如此轻快，如顺水行舟，不必借助任何文学技艺即可更趋近于真实。我确信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脑子里也并没有我所说的这些大而化之的词语，他们自己必须一吐为快的感受才是驱动他们说下去的力量。

青年写作常常为人批评的一点在于“同质化”的经验书写。这个观点其实暗含了一种悖谬心理，即我们一方面希望青年是个性的，能创造异样的而非相似的文学；另一方面又期待他们的创作能够回答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甚至给出那个我们已经预备好的答案。要知道，所谓“个性”来自从自己的经验中锤炼拷打出的真问题，而非从文学史或文学理论或别人的杰作当中抽象出来的假问题。既要让青年人尽快从“我”当中走出来，又要让他们保持“个性”和“异质”，这本身就是南辕北辙。

也许，批评者才应该反思到底谁才是“同质化”的元凶。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成为了理论机器的试验场，我们一定要在一个人的喷嚏里看出一代人的感冒，在几十字可以复述的故事里引申出历史的庞大逻辑？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所谓的文学史眼光，并没有抬高小说的价值，却只是抬高了创作和阅读的门槛（而与此同时却又忧心忡忡于文学日渐失去对大众的吸引力）；我们所谓的审美偏好，更多来自不得不从事的知识生产与智力劳动所分泌出的多巴胺，而非那些本来也在困扰着我们的真问题（因为一旦说出来可能也会暴露我们自己的狼狈和懦弱）。所谓一代文学的“经典化”，本身就是批评家自己的任务和焦虑，没有任何权力转嫁给作者——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命题。如果下一代或上一代人的目光成为我们面对小说的最高甚至唯一的考量，那么，同时代的读者将首先离我们而去。

不如回到初学者那里，看看文学最初的也是最朴素的吸引力吧。我喜欢《路易斯安那》带来的夏日水边的氤氲气，无所事事的午后昏睡，让人想起一切曾经丢失的东西。一只猫或者一段友谊的失去，都是成长中最无可奈何的经历，有一天，也会变成无关紧要甚至令人发笑的悲伤。我认为作者有点强迫自己以玩世不恭的语气去回忆，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淡淡的疏离感正来自这种刻意的冷静，但是这种强迫和刻意本身又泄露了其中的热情。

《树影子底下的人》和《落花》则看起来没那么冷静。我想大部分人读完《树影子底下的人》，都会有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竟然以那样一个戏剧化的救赎来弥合人物心灵的伤痕。也许读者不会原谅其中的浅显和急迫，但也并不会否认，作者努力地回击了人生必然加诸我们的痛楚，释放了遗憾那种使人下坠的力量——尽管这努力也许徒劳。

《树影子底下的人》相信人间温暖，《落花》则相信世事冷酷：小说结尾，“杨米依旧每家每户送奶”的叙述掷地有声，因为它叩击的是一次生命的消逝。这三位年轻的作者，我猜他们在面对自己提出的难题之时，也是懵懂的，好在他们并不自作聪明地给出一个结论，也毫不掩饰自己笨拙的思考和莽撞的尝试，读者所见即是他们的“我”。

如此越过小说来谈论作者，当然是冒昧的。但我想，正是在初学者身上，借由小说来想象作者，才会变成一次饶有趣味并且颇有胜算的冒险。他们还不能那么熟练地在小说中辗转腾挪，在文字的拐角处总是留下措手不及的痕迹，留下破绽，留下没来得及擦掉血色和指纹的现场。如果成熟的小说家是隐身的，是“天衣无缝”“刀背藏身”，那么初学者就好像站在一身不合体的时装里，不是他们在穿衣服，而是衣服在穿他们。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幸好是这样，我们才得以捕捉到一个个鲜活的、灵动的作者肉身，他们没有在某个老头宣布“作者已死”之后自动地成为僵尸，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小说中杀伐、在文字里动情。《第一小学之歌》和《氓》都尝试进入一个不属于“我”的身份。一个曾经见义勇为的小英雄，多年后回到自己的小学，他最关心的是什么？老实说，《第一小学之歌》对于成年后主人公的设想还略显单薄，但这不妨碍属于一个小孩子曾经的孤立无助仍然醒目。

同样，《氓》对于古代婚姻中的女性处境，似乎少了些“诗”外的更富有挑战性的想象，可是对于诗意本身的还原，也可见作者的用心和用情。应该说，两位作者将“我”注入小说主人公当中的时候，发生了某种对撞和龃龉：他们的“我”实际上未能支撑起自己所选择的人物的复杂性，又或者应该说，他们的“我”如此强烈而执着，并不能为另一个人物所收编所包容。那么，不如把“我”从中那个所谓的人物中解放出来，以更直接也更自由的方式言说。

王国维认为“无我”的境界相较于“有我”更难得。暂且抛开美学和哲学层面的意义，仅就小说创作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来看，“无我”也的确更困难。伴随着作者经验的消耗，走向“无我”的创作是一种必然。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无我”的危险——它可能使一个作者自诩为笔下那个世界的上帝，进而肆无忌惮地变成一个暴君和独裁者。我们一定曾在哪里读过这样的小说：作者对所写的人物没有尊重，甚至谈不上有多了解，他只是驱使他们，完成一个可供读解的时髦的艺术命题。相比较而言，初学者的老实和敬畏简直可视为一种美德。这美德未尝不是刚走上文学之路的一种奇妙的好运气，因而今后“不离不弃”“莫失莫忘”，也是文艺女神向他们索要的不可懈怠的功课——他们必须在文学的技术魅影中分辨真我与假我，在作者权力的幻觉中抵制自我放纵的诱惑，他们还要意识到文学的“真”与“美”在很多时候是两回事，而每一个作者都必须在其中作出自己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