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8月刊 | 南开大学 胡清华：面目

看到作品，我们会有探究作者的欲望。但在这方面，我们对诗歌作者和小说作者的态度有很大不同。比如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我们更多地关注小说内容本身，很少去探究罗贯中、施耐庵的个人生活。但诗歌不一样，除了《诗经》《古诗十九首》等一些诗歌作品作者的不可知，自楚辞以降，诗人往往被置于和诗同等的位置，甚至更靠前的位置。比如读《离骚》，我们会探究屈原这个人和他作品的关系，他心灵的遭遇和家国剧变是怎样合奏的，以及他这个人在诗中和政治生活中怎样存在。由于诗人会出现在其诗歌中，仅仅是诗歌，就会给出一个诗人的形象。如果再搭配上诗歌背后关于诗人的逸事，或者某些秘辛类的料子，诗人还可能会具有多重面孔。

有一次陪一个美国来的诗人去游敬亭山，想到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我还特意做了些功课以备介绍之用。根据文字资料，我了解了李白写这首诗的背景，他在那个时间段的遭遇，揣摩他的心境。但到了现场，看到了玉真公主的雕像和道观遗址，听着当地朋友的介绍，发现和我原来的理解出现了不少偏差，尤其对“独坐敬亭山”的“独”字又有了新的猜想。一首诗曾独自存在时，它可以维持充分的暧昧和含混，肆无忌惮地沁出光晕，和阅读者，或者说旁观的看客发生关联。但当忽然发现它还携带着故事，而且，这故事忽然浮现在诗的前面时，有时就会挡住投向诗歌的视线，诗歌周边通过想象而充盈的自我沉浸的气场便突然坍塌，并不断收缩凝结成为一幅精确的工笔画。这种看似外围的参照，在诗歌的发生学中，却往往造成新的关节，让阅读理解出现分叉。当然，这也是危险的，故事或诗人的新的形象干扰了我们对诗歌的感受，我们被置于丰富和复杂的不同夹层里，甚至仅仅站在表面饶有趣味的地方，耽于庸俗而浅薄的认知，而对一首诗更深的寄寓和巨大的容量不再作深入探究，只把它置于“逸事”的附属品的位置。古人如此，现代诗人亦如此，尤其在资讯和传媒发达的今天，各种各样的诗歌事件都在拉扯我们对诗歌的注意力，把更多的诗人形象塞给我们。在敬亭山，同行的美国诗人说，李白在美国也很有名，她背诵了这首《独坐敬亭山》的句子，又翻译成汉语，在新诗的句法中，它已完全变成了似乎和原作没多少联系的一首新的诗。我还察觉到，李白在她心中的形象，和在我心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李白和玉真公主的传说，转眼间被她理解成了浪漫的童话，其中的隐约之重完全被忽略了。

当诗人出现在其作品中，或者当我们把诗人放进其作品中来考量，哪怕那是一首神话诗，也能打通作者和作品的联系。像《独坐敬亭山》，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李白的形象，他的不同的诗为我们提供了他的不同的形象。一个诗歌中的李白很容易被我们当作生活中的李白，甚至，诗中的诗人对现实中的诗人产生了遮蔽。诗让我们按照某种意愿（作者的意愿？）来把诗当作现实，而摒弃其中的虚拟成分。诗人的生活和诗一起被经典化。但小说则不同，小说家不在其作品中——即便是第一人称，我们也总是认为，那是纯粹出于虚构的需要——他们和作品是分开的，我们只要看小说就够了。由此我们认为，诗和小说拥有的是两种不同的作者，了解诗人是重要的。在后世，即便时间的间隔已很久远，诗人的真实生活仍是重要的，往往以揭秘的形式重现，有些桥段因为有悖于先前惯有的成像（或其作者所呈现的形象）而很难被接受。这样，与小说相比，诗歌似乎具有某种谎言属性。其实不然。我宁愿这样认为，诗中的诗人，才是诗人的本来面目。因为，如果仅仅被生活牵着走，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艺术，我们也必将失去（其实是无法寻回）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还会发现，总是在重大的事件之后，艺术会出现一个高峰。这得益于我们的反思，得益于我们对自己本来面目的寻找——对诗歌中诗人形象的失真的担忧是多余的，即便是含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也必将有不同比例的杜撰，而且，那杜撰的部分，往往还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认为那样才是对的，而且正是要用这“对”来纠正作品之外的“错”。我们在诗歌中重新辨认自己，让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重回正道。从古至今，我们的诗歌一直做的都是这同一件事。所有的诗都是旅程，我们用以寻找自我的旅程。我们还会发现，最古老的种族，仿佛都居住在“虚构”的世界中，这一虚构，其实是理想不灭。我们通过旅行去寻找这世界，这样，一个虚构的世界，或曰更合理的世界被发明出来，并起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矫正功能——仿佛我们最真实的基因就被保存在那里。我们似乎已经无限接近它，又似乎永远无法真正到达。

（精彩继续）

本文首发于《青春》（大学生文学期刊）2023年8月刊

订阅链接：

 https://item.jd.com/10082261742317.html